文/本刊编辑部*

 

今年2月4日，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发表首场外交政策演说，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挑战美国“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渲染中国在经济、人权等领域所谓的“咄咄逼人”行动，扬言美国将与中国正面交锋。国际舆论上，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反华政客持续歪曲事实，抹黑和贬低中国，煽动对华偏见和仇恨。如何应对当下不利的国际舆论氛围，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主动设置议题能力和舆论引导力，努力在国际上赢得更大话语权和主动权，已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最近，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以“国际交往体验与当下舆论应对之我见”为题，邀请专家学者共商对策。

西方政客、媒体对中国的抹黑攻击正在左右国际舆论导向

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和西方媒体围绕新冠疫情、新疆、香港等问题，抛出所谓“中国隐瞒论”“中国误导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劣品出口论”“口罩外交论”“经济掠夺论”，散布“中国威胁”，持续刊发造谣、攻击、抹黑中国的报道，左右了国际舆论，形成新的反华合唱。中国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舆论包围中。

有专家认为，目前西方舆论环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看不懂中国。他们承认中国发展很成功，但不知道中国为什么会成功，对中国的发展会给他们带来何种影响感到恐慌，形成了对“崛起中国”的恐惧心理，认为这个巨人会挑战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制度、他们的价值观。还有一些西方人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心存忧虑，很不平衡，对中国的不断超越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

2020年，特朗普出于竞选需要和美国保守势力的政治诉求，不断向公众散布反华、仇华的言论。美国民众大多数没有来过中国，主要是通过媒体了解中国，在媒体影响下，对中国的好感度急剧下降，民意调查中，已经有超七成美国人对中国表示反感。

美国实际上主导了西方对中国话语的定义和限定。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是用意识形态来定位的，是用政治把国民绑定在一起的。不论对内对外，美国政客和媒体一直以反共作为政治号召，更以此挑动对中国的恐惧。现在，西方的右派渲染“共产主义中国”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一些左派受媒体恶意宣传的影响，也认为中国是搞民族主义，特别是在新疆问题上以为我们搞“种族灭绝”。来自西方两边的误解所表现的，是骨子里不喜欢我们。

不能低估冷战意识形态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一些明确持批评西方制度文化立场的学者，比如丹·席勒，虽然鲜明批判美国的信息资本主义，但对中国的认识也深受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欧洲新左翼或者是自由派里一些进步人士对西方社会的问题批评很深刻，但围绕中国的言论，也基本上沿用西方媒体的主流话语。西方学术界普遍缺乏对中国的深入了解，左翼学者里面有不少持反美立场，但他们也拿新疆说事，说我们在新疆“压迫妇女”。这些都是美国和西方长期舆论影响的结果。

关于中日关系。两国经历了“政冷经热”到“政冷经冷”，近年经过双方努力，进入了“政凉经温民冷”阶段。当前中日之间因存在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经贸摩擦问题等，两国关系基础不牢，仍很脆弱。最近几年民调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处于历史低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正确认识日本，是一个敏感问题。

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带来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西方国家不愿接受的。以往的历史经验表明，新崛起的大国是“国强必霸”，这是不少国家内心的担忧。中国多次在国际上表态，绝不走“国强必霸”的路子，庄严承诺“和平发展永不称霸”。但如何消除外部世界的疑虑，要做大量的工作。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认为，美国这届总统选举，在争取民意的时候以反华为基础，特朗普、拜登两个候选人在反华的调门上比高低、竞跑，精英层也采取明确的对华遏制的态度。现在认识美国有一个词叫“反智”，就是完全没有理性，对现实的很多东西都是歪曲的，这已成为一种流行思维。如何应对这一局面，将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攻击是一场新舆论战

在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政客的鼓动引导下，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舆论攻击已经超出了他们倡导的新闻主义原则。他们操纵媒体，在涉疆、涉藏、涉港、涉台、南海、贸易战、科技战等方面，通过向媒体和公众提供他们炮制提供的虚假情况和反中观点，左右舆论、影响公众，制造新的舆论战。

海外社交媒体上的舆论战，是一种新型的舆论战形态。我们是在对手建立的平台上进行舆论战，规则是对手制定的，对手的平台管理可以监视你的一举一动。随着科技的发展，又兴起了AI等新舆论战。在攻击中国的负面舆情中，“关键词”或“唤醒符号”大量存在，并有一套程式化的体系。他们通过新舆论战，将这些话题逐渐固化在受众头脑里，强化人们接受“邪恶中国”一类核心符号。他们的攻击都是有针对性的，例如所谓“新疆的集中营”是针对欧洲的受众，因为那里对二战时犹太集中营印象深刻；在非洲等地诋毁“一带一路”用的是“债务陷阱”这个关键词，目的是遏制“一带一路”的正面影响力。

设置“关键词”，是舆论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设置了这一套，冷战时叫“战略传播”，开始放在美国国务院，后来在国安委，专门有一批人设计针对苏联的关键词，炮制对“共产主义阵营”的舆论战。目前我们的反驳一般只是说事，甚至是辩解性的，比较被动。

CGTN英语主播刘欣讲述了她多次和西方媒体直接交锋的体会： CGTN被西方人打上“和中国官方有联系的媒体”的标签，在海外推广难度很大。今年1月16日，刘欣在自己的推特主页发了两条和辉瑞疫苗有关的消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也转发了。谁料BBC、CNN、AP、路透社都跳了起来，说刘欣进行挑衅、传播假消息等等，《爱尔兰日报》《经济学人》《纽约时报》等报也纷纷转载，使其“粉丝”数不断下降。刘欣在推特发声明回应说，自己发的关于辉瑞疫苗的消息都是转发；《纽约时报》等污蔑中国，需要证据吗？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海外社交媒体环境，没有什么岁月静好，经常是唇枪舌剑，甚至血雨腥风。

最近几年，在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的公众舆论中，中国的形象在往下走，对此现象需要特别关注。第一，一些国家因疫情防控陷入困境，想用发泄和“甩锅”转移公众视线，发展中国家也受到西方媒体甚至美英情报机构的影响。第二，欧洲一向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那里的很多精英把中国塑造成“他者”，目的是加强欧盟内部的整合；一些北欧国家（如瑞典）平时就靠打意识形态牌来提高国际能见度。第三，印度有区域霸权野心，它和中国有地缘政治的矛盾冲突，而且自认为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虽然搞砸与中国的关系违背本国的经济利益，但短期之内还很难扭转。去年印度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制造中国谣言的中心。第四，美国是“发动机”。要捍卫霸权与国际主导地位，与中国经济利益冲突的一面正在日益凸显，其中一股力量是金融数据资本，另一股是它的产业资本，因为中国这些产业发展起来之后，对它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金融数据资本的特点是流动性非常强，数据越来越敏感，和情报机构结合得非常紧密，具有非常强的在地化色彩。他们的打法很灵活，有时是游击战，试探你的弱点并不断转换侵扰话题，同时形成围剿之势。

专家认为，重要的问题在于西方人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和心理抗拒。对西方的一些人来说，中国的崛起无疑是200年来没有过的变局，他们心理不平衡，要充分估计到心理因素的作用。

主动设置议题，抢占舆论先机，形成融通中外的新表述

拥有国际话语权，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有助于赢得国际社会的了解、认同和支持，对提升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在国际传播中争取话语权，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要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接各国的地气，着力形成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把中国故事讲述得更加生动精彩。

西方认识、承认中国的崛起需要时间

应该适当调整自己的目标，不要急于或过于希望西方人接受我们。西方认可中国的崛起，需要一个过程，因为从历史走过来的人类，到现在互相的认可程度还是有相当距离的，大家形成一致不那么容易实现。所以说和而不同也好，或者是多边主义的基础也好，都需要人们对这个现实有一个认识过程，需要时间。

如果从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发展速度看，我国已经并将继续快速拉大与多数国家的差距，这必将对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产生影响，引起变化。

不仅美国官方在多个战略报告中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和竞争对手，欧盟在其对华文件中，也首次将中国列为经济上的竞争者和制度性的对手。这个变化不仅局限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现在整个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普遍对中国的发展态势表现出明显的抵抗、贬低、抹煞的倾向，因为中国的实力已强大到他们不得不正视的地步，让他们感到忌惮，但还没有形成让他们不得不接受的力量对比。所以要解决国际舆论场上攻击中国的问题，主要不是靠我们的修辞，而是靠自己的发展。时势比人强，做好自己的事情最重要。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

巩固我们的政治基础，实现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社会和谐安定，对外坚持开放，扎实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抗疫合作等等，这样中国的软硬实力、影响力、吸引力、亲和力就会上升，国际舆论就会逐渐变化，朋友就会越聚越多。这次新冠疫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看着中国扛住了美国的打压，抗疫、经济复工复产双成功，世界的心态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去年中国外贸投资、吸引外资双双逆势增长，有文章说这是史诗级的“做多”中国；多国领导人带头使用中国疫苗，多国争购中国疫苗。

外宣工作非常重要，需要继续精耕细作，上档次、上台阶，着眼点应该应放到把中国建设成为在世界上受人尊敬、令人向往的国家，这需要恰如其分的讲述，不宜夸大。

以开放的心态，发动社会和群众力量共同讲好中国故事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舆论场，我们应该解放思想，摆脱束缚，鼓励多出好的作品，讲好中国故事。一是要最大程度地发挥好主流媒体的作用，媒体平台应同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和民间组织的对外工作很好地衔接，为后者提供好服务。二是要鼓励和支持广大“草根”群众，像李子柒、蔡叶昭那样的青年人运用自媒体，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向外界展现他们日常工作、生活、娱乐的种种场景，展现中国人民勤劳智慧、奋发上进的精神。在舆论交锋中，一定要有原创性的东西，这样才能得到人家的尊重。真实的东西外国人是会感受到的，不要有过多的条条框框，中华民族总体上是心平气和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要实话实说，创造性地讲好老百姓的故事。

专家指出，在网络治理方面，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自下而上的分散性。近些年，我们在国内互联网舆论方面的工作是很成功的，广大的90后、00后青年具有很强的爱国主义思想，又能熟练掌握互联网舆论工具，展现了强大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要相信我们的年轻人，让我们的民间力量自己组织起来，介入对西方的舆论斗争；要培养更多的海外“自干五”和“网红”，自下而上地产生议题、引领议题，在西方舆论空间逐步形成动态的议题设置能力，在多元化的西方舆论界吸引我们的受众。

所以，在国际交流中应重视非官方主体，重视非意识形态的内容，更加关注非欧美舆论场，要相信青年人具有无限创造力。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位教授说，在海南博鳌文创论坛上有一位95后媒体人发言，他说，我们这代人很少谈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问他为什么？他用一张PPT打了6个字“祖国生而伟大”。所以，我们要相信青年、帮助青年，这样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会越来越好。

在对外传播中,除了国内的官媒外，还有我们在海外的媒体和互联网平台，抖音海外版的崛起让我们看到了希望。除了正规媒体平台之外，还需要有偏师，我们高校的学者跟国外联系比较多，具有民间外交的方便条件。比如说邀请国外学者访学，建立稳定的联系，及时传递声音等等。海外媒体上民间的力量更加重要，这几年国内舆论风气的扭转，与国内民间舆论的“正能量”有很大的关系。在国际舆论界也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光靠正面宣传还很不够，因为敌对势力始终揪住中国的负面信息不放，关键是怎么解释化解那些“负面形象”。

对外宣传要提高协调性，提升精细化，扩大视野

目前西方也存在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对立，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正在下降。我们的国际交往一定要强调多边主义和多元文化，越是多元，越有利于延长我们的战略机遇期。要讲究一国一策，一个群体一策，不能一股脑用一种方式去做。要做好国别研究和各个民族的历史研究，要开放包容，不能认为只有说中国好话的才可交往，其实他不讲中国的坏话，就是成功。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要讲好人类世界的共同故事。

在对外交往与传播过程中，我们比较注意场面上和公务上的交往，真正能够维系长久的人脉交往、入脑入心的交流还要加大力度。要让生动的中国特色语言表达更加贴近受众思维，避免只按字面逐字直译，真正做到得其义而忘其形的等效等价翻译，这是亟待解决的一个技术短板。

作为学者，从学术角度发言、交流是能够说服一些人的。从长远来看，西方对华基本态度是受学术界影响的，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很重要。西方的学者擅长做理论上的阐释，我们和他们的交流，要作为严肃的学术命题来展开，需要很坚实的理论支撑，才能成为有说服力的话题，这个工作还需要加强。

（编辑  尚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