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_贾康 苏京春*
2021年7月30日，针对当前仍然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的新政策思路。当下，“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方式已无法适应我国新的发展条件，而从“逆周期”到“跨周期”，绝非仅仅是周期性宏观调控的转型，而是积极跳出周期思维的转变，基于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的实践，使设计与调节落实于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宏观治理之中。
“逆周期”调控方式已不能适应我国当下阶段新的发展条件
自1992年以来，我国一直明确地采用“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方式。1992-1997年期间，采用“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达成了防止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保持较低物价涨幅、确保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进入1998年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暴发，我国按照“逆周期”思路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辅以适当的货币政策。在随后的年份中，我国一方面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也通过适度增加货币供应的方式开始启用稳健的货币政策，一直到2003年均采用“一松一稳”协调配合，主要服务于扩大内需目标。2004年起，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转为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双稳”协调配合持续至2007年，服务于保增长、防通胀的目标。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双松”协调配合了两年，完成了保增长的目标。从2010年到2019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再次回归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松一稳”协调配合调控，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下，服务于稳增长、调结构、稳物价和供给侧改革等目标。2018年，中美贸易战暴发后提出“六稳”、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又辅以“六保”的目标。总体观之，自1992年以来，“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实践轨迹逻辑为：双紧，一松一稳，双稳，双松，一松一稳。
传统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集中于保增长、稳增长、防通胀。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得以实现的最为重要的有利条件，恰在于大环境保持着相对确定性。2018年后，中美贸易战、全球新冠疫情暴发，我国宏观经济层面面对严峻考验，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一些有利条件为我国“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提供了较大可能性与空间。
然而，时至今日，整体形势呈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诸多确定性条件几乎“一去不复返”，即大环境在较长时间段内都将处于不稳定之中，具有相当高的不确定性。从发展阶段上来看，我国已步入中等收入阶段，正走向高收入阶段过渡的关口，应当认识到：国民经济结构性过剩（而非短缺）已是新常态的要素之一，中等收入群体尚在形成期，特殊的“焦虑感”问题和增长中的贫富差距问题不容小视，经济增长新动能仍在蓄力期，发展中地域、产业、行业等结构性问题还相当严峻。在宏观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已转为对高质量的追求下，国内发展条件发生很多变化，更多趋于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外向型经济随着全球化逆转，一些外部势力的去全球化与去中国化，全球经济和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可能陷入长期低靡，而决策层适时启动的从“出口导向的大进大出战略”转为“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敦促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格局进行深刻转变。于是，纵观全局，传统的“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方式，已然不能充分适应我国当下新阶段的发展条件，而“跨周期”宏观调控方式将成为扩展的宏观调控与治理下新的表述。
“跨周期”宏观调控将覆盖多个“逆周期”过程，以优化结构支持发展后劲
从主流经济学原理的阐释看，政府宏观调控是以社会总需求管理为主干预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逆周期调节是其基本特征。由于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需求总是不足的，而政府调控将通过对需求总量逆向调节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在“熨平周期波动”的取向下推动社会实现宏观经济供需平衡。这种宏观调控方式发挥作用的主要时序特点，在于维持宏观经济的短中期平衡，通过逆周期手段连接，成为长期宏观经济发展状态的较低幅波动。
所谓逆周期的思路简明清晰：在经济低迷之时采取积极、宽松的措施进行刺激，而在经济过热之时采取消极、紧缩的措施实行降温，以此来实现降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目标。“逆周期”相机抉择的宏观调控方式在短中期均衡中取得其效果后，推进到“跨周期”宏观调控思维，要进行“瞻前顾后”式的长期考虑，能够覆盖两个和两个以上周期的“扩展版”，以求更具预见性和连续性地优化宏观调控与治理。特别是2020年后，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以及疫情很难在短中期内得到完全抑制的紧迫局势，市场不但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而且更多存在着信息突变且不能及时传导的情况。那么此时，若还是按照传统宏观调控的逆周期思维方式来做调控，便会形成较明显的局限性。因为逆周期调控适应于相对确定性的环境，一旦进入不确定性很大的环境，政府的逆周期政策自身就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把调控的眼界扩展到长期的跨周期的更纵深状态，从而更好把握短中期不甚清楚而长期看却可能窥其端倪的确定性因素，做好未雨绸缪的工作。
同时，短中期“逆周期”调控，基本是处理“快变量”型总量状态的需求管理，而在“跨周期”概念下，需要把调控与治理的注意力和发力点，更多放到长期的、“慢变量”型的结构状态的供给管理之上，以结构的优化支持整个发展过程更有“后劲”，更具有可持续性。
总之，“跨周期”宏观调控的实质是扩展“逆周期”相机抉择的眼界而覆盖多个“逆周期”过程，在宏观调控中直面不确定性的存在而以长期视野下的确定性对其加以对冲，并以针对“慢变量”的结构优化努力，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儿。
“跨周期”宏观调控设计和调节是优化国民经济宏观治理的“升级版”
“跨周期”宏观调控的思路和设计要领是置于国民经济宏观运行长期视野下的整体布局，内在逻辑是更好地结合若干个短中期的需求管理过程于一个长期的结构优化过程中，在传统调控基础上打造更高水平宏观调控与治理的“升级版”。因而，在表述上，从原来的“管理”、“调控”升格为“治理”，具体从以下三方面考虑：
第一，短期问题要纳入长期观察。就短期看，容易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利于解决根本问题，长期可能还要出问题，而“跨周期”调控绝非忽视短期问题，而恰恰是要从根本上解决短期问题，视野要更为开阔，以是否利于长期高质量发展“着眼”，来判定短期宏观经济调控的“着手”。
第二，总量问题的分析和把握要紧密结合结构问题。虽然社会有效需求的短期宏观调控属于总量问题层面，但是，这一总量问题的“治标”表象下关联着深层矛盾与关键性“治本”的实质性结构性问题。“跨周期”宏观调控绝非可以忽视总量问题，恰是要一方面“透过现象看本质”、另一方面扭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活的灵魂”，将总量问题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找出来、分析透、解决好，切实为经济长期稳定高质量发展缓解制约、疏通经络、内外兼修，消除堵点，培养元气。
第三，相机抉择要更为注重从预期引导入手。传统宏观调控的着手点是“见事快”、“逆周期”根据现实景气判断在事后作出更关注短中期效果的调控动作；而“跨周期”宏观调控的着手点是以前瞻预测引出“先手棋”、“稳预期”，是在事前作出的更关注长期效果的调控动作，并且未来以中长期预期引导的过程实现，这也是对于短期宏观经济而言更具“包容性”的调控动作。
“跨周期”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治理需与相关政策互为基础、互为依托、互促发展。具体可从三方面考虑：
第一，经济指标是经济发展结果，“跨周期”宏观调控应避免本末倒置。国民经济核算视角下的消费、投资和进出口等经济指标，究其本质，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其真正的动能来源，长期发展的动力机制要“把激励搞对”而真正释放生产力。
第二，“跨周期”宏观调控是应对长期不确定性的预期思维。宏观经济学理论所强调的经济周期，本质上是利用事后归因方法所作出的一种抽象总结，在这种理论框架下引入确定性思维之后，是在对其沿着规律性轨道前行的一种揭示各项调控中宏观政策的可能轨迹，是基于确定性判断而对于扑朔迷离的非确定性的消解。与传统农业、工业社会相比，我们已然处于人类变化速度越来越快、内生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信息社会，需要扩展“逆周期”相机抉择这一理论框架，掌握好“跨周期”全景纵深。
第三，“跨周期”宏观调控是从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入手，为宏观经济运行注入确定性，从根本上改善行为预期。稳预期、引导预期将成为今后宏观政策组合的最重要功能，并依托于解决结构性的问题来支持可持续发展，以长期着眼点支撑短期落脚点，以事前行为预期的有效引导结合事后归因基础上的相机抉择，以中短期和长期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高质量发展，在国内国际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形成“为我所调，动态施控”的更多确定性。
（编辑 季节）